1912年(民国元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北上赴京,路经天津,9月间,赴直隶、山西、山东各地考察时,又曾多次来津,这是他的第二次天津之行。
此行是孙中山于民国肇建后的首次北上。他缔造共和的丰功伟绩,让位总统的高风亮节,早已深为国人所钦仰,故所到之处,所受到的隆重接待与热烈欢迎是自不待言的。他这次虽说是应邀与大总统共商国家大计,以及参加8月下旬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合并组成的国民党成立大会而来,但他的主要目的决不在此。他是为了实践自己在本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所作出的“解职不是不理事”,是“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的诺言,和他所认为的“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的政治主张。他向各界人士多次公开表示 “鄙人从此不侧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十年不问政治,“集中思想和精力于国家社会实业与商务复兴”,尤其是要“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对本党同志则正式表示,只因“不便峻却”,才勉强担任国民党理事长一职,“而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所以,孙中山这时的中心思想,从实质上说,就是一种实业救国的思想,即“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以铁道为急务”,适应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必驾欧美而上之”的思想。
因此,在他解职临时大总统之后到此次北上之前,他就已遍历上海、武汉、福州、广州各地,参观考察了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马尾船政局等新兴工业。他“每有所至,即收其舆图”,以为将来制定开发计划之参考。他先后担任了中华实业银行名誉总董、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名誉总理、南京国民捐总会总理以及中国农业促进会、福建银行、民生国计会等组织的名誉职务。这次北上,他自然也要把精力集中在对北方实业经济的考察上。他视察了京榆、津浦、胶济,特别是由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参观了山西阳泉煤铁各矿、唐山铁路制造厂、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和开平煤矿。这样,天津就不仅是他必然要驻足逗留的所在,而且也成为他往返中转的要冲。
孙中山于21日由烟台抵天津,在天津停留三天,24日,孙中山离天津抵达北京。
1912年 孙中山离天津赴北京列车上
9月11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提出要在十年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的宏伟计划。
9月16日,孙中山由京前往石家庄考察。此时,直隶都督已改任为冯国璋。由天津巡警道特派差遣队队员杨永寿前往护送。孙中山一行的部分随行眷属则于是日由京来津,住利顺德饭店等候。
9月19日,天津广东会馆致电山西都督府,请其转陈在太原、阳泉视察的孙中山先生,恭恳他再度来津,以便畅叙乡谊。22日晚六时,孙中山由保定抵天津,在老龙头车站下车。13日上午出席了欢迎大会,到会六千余人。
24日早八点半,孙中山乘火车离津,前往唐山、开平、滦州、榆关等处查验各矿。
25日七时余,由榆关回到天津。在火车上住宿一夜,时有天津探访局派员值夜,加意护卫。
26日早五时余,孙中山搭津浦火车前往山东济南。
上列的这一日程表充分反映了孙中山为了贯彻其实业救国的理想与诺言而仆仆风尘,朝夕栗六,不辞劳瘁的高贵品德与精神。他此行归去,益信“中国当成为统一独立与兴盛之国家”,“中国统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统一兴盛,则中国将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国欺侮与宰割”,“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中,实业主义行于我国必矣”,“中华民族为一伟大的民族,必能完成伟大的事业。”
当然,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他的这一良好、远大的愿望,终为事实所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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