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6月，孙中山偕陆皓东由沪抵津，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这是他的第一次天津之行。

　　在当时作为京畿要冲、北洋重镇和通商总汇要口的天津，舟车辐辏，冠盖云集。像孙中山当年那样一个毫无科第功名与社会声望的青年后生到来，不会引起社会关注，因而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历史场面可资追述。但是此行，对孙中山本人来说，却是他一生历史中比较重要的一页。因为这是他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企盼不经过浴血斗争实现革新自强目标的最后一次失败的政治尝试；是他决然摈弃一切改良主义幻想，走上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彻底撇弃“以医术为入世之媒”的医师生涯，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革命活动，并成为一位坚定的职业革命家的转折点。如果说，这位先行者从事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是从这次由天津启行回程时才真正开始的话，那么，“革命从这里起步”这座里程碑，是应该竖立在天津这块土地之上的。

　　孙中山此次北上天津，“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由于“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他心里是把李鸿章当作一位对自强新政具有一定热情与成就的权威人物，而来投书求见的。因为李鸿章自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来，即以天津为基地，除筹办北洋水师外，还大力兴办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大沽船坞、天津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开平矿务局、北洋医学堂与西学堂，修筑津沽、关东等铁路等新兴事业，并“孜孜以培育人才为急务”。所有这些措施，孙中山认为是同他所主张的“步武泰西，参行新法”等大体相同的。

　　但是，促成孙中山上书行动的直接的契机，还在于以下两个具体因素：一是他和他的香山同乡前辈郑藻如与郑观应的关系，在他同李鸿章之间起到一定的精神上的媒介作用。二是孙中山从他自己的亲身体验之中，也早就存有李鸿章还不失为一位开明而进步的洋务派领袖人物的印象，可以向他“指陈时事，以备刍荛之采。”

　　孙中山对于这次来津上书的准备工作，是非常认真而充分的。他从1893年12月就离开广州回到故乡翠亨村。迄次年1月中旬，孙中山始携上书初稿回广州，与陈少白商酌修改。2月，偕陆皓东赴上海，走访郑观应。经郑介绍，结识了改良主义者、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请其为上书稿作进一步的润色，脱稿后全文洋洋八千言。为了打通投见李鸿章的门路，王韬为他介绍了李鸿章幕僚译员罗丰禄，郑观应为他介绍了总理衙门委员徐秋畦，并致函津海关道盛宣怀，请其代为先容，王韬也致函盛，请其设法资送孙中山出洋学习农桑育蚕。

　　6月，孙中山偕陆皓东抵天津，通过罗丰禄、徐秋畦投书李鸿章，盛宣怀亦曾函介孙中山往见。书上，结果未获接见，书中主张也未受理睬。

　　李鸿章究竟有没有看过孙中山的上书，或仅草草一阅，即置而不问呢？后来的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这次上书时间正是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一个月，在那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军情紧急时刻，李鸿章对孙中山上书的披阅和对孙中山的接见，是无暇顾及的。但邹鲁则说李确曾看过这篇请愿书，而且发给孙一张组织改进农业的学会的许可证。陈少白、罗家伦则说郑观应曾帮助孙中山搞到一个筹集农学会资金的许可证，抑或这是一张出国旅行的护照。《孙中山年谱》中也说孙中山后来在十月间从上海出国，也是“郑观应设法代领出国护照”的。这与此次上书和致函盛宣怀不无关系，亦未可知。这些说法，都只提供存疑。

　　总之，孙中山此次来津上书，除他这《上李傅相书》的全文，曾在是年9、10月份由郑观应赞助教会主办、在上海出版的改良主义刊物《万国公报》第六十九、七十册上连载发表，公之于世以外，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失望而归。事实的教育，使他“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也就是说，他已真正认识到，须用根本改造来代替局部改良，中国才能得救。

　　自此，孙中山即南下经由上海远渡重洋，赴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开始了驱除鞑虏、创建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